本文于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03.4.28-5.5，B3版
写下“灾难经济学”这么一个题目，不是要写一本教科书，而是想就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做一点经济学的分析。中东在发生着战争，而我国正在遭遇着非典型肺炎这种传染性疫病灾难的打击。它们都值得进行经济的分析。
灾难是多种多样的，而对灾难的经济分析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灾难的经济根源，因为真的会有许多灾难有着或远或近的经济起因，比如一场洪水泛滥，可以追溯到长期以来的掠夺性采伐森林的人类行为；而扩大市场、占有资源，可能是一场战争的直接动因，等等。我们还可以分析面对灾难各种利益群体或个人的行为方式，可以分析灾难发生时一个经济如何应对灾难、如何配置资源的方法和比例，一个社会应如何组织其灾难危机应对机制等等。当然，我们还应该分析各种灾难对一个经济在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只集中从一个角度对灾难进行一种分析：不同的灾难对于经济总需求及经济活动总量的影响，是不同的。
根据我们这里的特殊分析角度，灾难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为“需求刺激型灾难”，一类可以称为“需求抑制型灾难”。
战争和洪水，可能是所谓“需求刺激型灾难”的例子（相似的还有地震、台风等）。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因此它是一种灾难。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受战争蹂躏的那些地方，民不聊生，经济活动停止，当然谈不上什么扩大需求与扩展经济活动。但是，一方面，战争本身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构成当前参战方对军火、运输等产业的额外需求；另一方面，战争不仅杀人，而且毁物；战争一旦停止，人们要重建战争中摧毁的一切，就形成大量的经济需求。洪水也是这样。在洪水爆发的那几天，当然经济活动是停止的，但一旦洪水退去，人们灾后重建的需求，就构成当期经济总需求的一部分，而重建工作本身，则构成当期GD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洪水和战争在这里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是破坏性的，但它们破坏的是过去的GDP（所积累起来的财产），而增加了当前的GDP，扩大了当前的总需求。尽管现实生活比我们这里的分析要复杂一些，比如一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经济影响是不同的（胜者总是获利方），战争时间的长短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财富的破坏会因“财富效应”而减少战败国的需求，人口的减少会使市场规模缩小，等等。但是毕竟，当年若不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还不会真正从大萧条的泥坑中拔出来；而世界大战发生时欧洲经济自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大战后的重建，又可以说是使它们能持续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军火工业集团的利益是战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战后重建的大蛋糕，又可能构成欧洲（包括最初支持战争的英国和西班牙）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的原因。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非典”这种传染性疫病灾难，它属于另一个类型，即“需求抑制型灾难”。除了增加一点对医药及设备的需求以外，这种灾难的经济影响基本上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地在减少需求，直接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灾难不仅因夺去一些人的生命而减少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且它使大量的人因惧怕被传染上疫病而减少甚至停止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需求，甚至减少资源的消费。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少外出、少购物、少旅游(包括不到中国来旅游)、少开会，还表现在许多贸易和投资的项目，会因人们减少旅行和开会而推迟甚至取消。人们对生命的珍惜，使人们减少其可能被传染上疫病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加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它可以真的使我们的GDP的增长率大大下降，因为GDP的本义，就是衡量人们经济活动量的一个指标！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
非典疫病这种灾难与战争等灾难的区别在于，它既没有因当前人们活动的增加（尽管是战争一类的破坏性活动）而增加当前的需求，也不会因破坏过去积累起来的任何财产而提出“重建的需求”，它只是简单地减少人们当期的活动！与此相类似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并不提出额外的当前需求，也不因破坏任何物质财富而在提出今后的需求，它只是可能使一个经济的“金融资产”受到破坏（也就是所谓的资产“缩水”），而金融资产的价值是不计入GDP的，计入GDP的只是当期在一定需求下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服务。而且，金融资产缩水对需求的影响一定就是负面的“财富效应”――人们因收入预期的降低而减少当前的消费。
这一分析的政策含意显然就是：面对“非典”这样的灾难，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加紧防控灾难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地维持经济活动的水平，从多方面扩大需求，以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且在这种条件下扩大需求，显然要对政策作用的特殊方式、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等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过，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好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高达近10%，通货膨胀也有所抬头，投资增长高达27%，有点“过热”的嫌疑，如果没有“非典”出现可能还应采取政策抑制需求增长过快，所以似乎现在还可以先看一看各种因素变化趋势再说，暂不采取大规模的政策行动。但对“非典”的各种经济影响，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其有所准备。
对灾难的经济分析，显然还不止于此，另外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在这次“非典”灾难中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确定性”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和针对不确定性采取对策的必要性。“非典”迄今为止的传染率和死亡率，比起人类已知的许多疫病，其实是很低的（见医学专家们的分析），但人们之所以大量减少经济活动，主要就是人们不知道这种疫病的传染方式、预防方法和医治办法。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与传染率、死亡率不成比例，从而采取比防范其他疫病更加谨慎的预防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人们倾向于“小事做大”――为了避免很小概率的事件发生，采取很大范围的防范措施。
这时，政府作为一种公众机构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针对这种行为而采取政策以提高经济效率？符合经济逻辑的政策建议是：第一，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好。不确定性本身与信息不充分有关，提高信息充分程度，可减少人们的过度恐惧。比如，政府作为占有信息较完全的权威机构明确地告知大家哪里可能有传染源，人们就可能较为放心地去其他地方，而不是哪里都不去。第二，政府也一定要“小事做大”，而不能“大事化小”，也要用“过份”严格的措施加以防控，“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漏查一个”，这种做为“公共物品”而提供的防控措施，由于其“外部效应”，在理论上会比每个个人都要以个别方式进行的过度防控措施更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多地起到减少个别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效果――当我作为一个个人，知道社会已经全面动员起来加以防控的时候，当我知道我一旦疑似有病就会得到及时救治的时候，我的安全感会更大而不是更小，我恢复更多经济活动的信心也会更大而不是更小。大家反正是要“小事做大”了，不如政府组织来集体地小事做大，效率会高一些。而且，反正现在大家都在减少经济活动，政府的“过分”防控措施，多少还可以起到弥补需求不足、增加经济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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