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步入2.0时代

作者:刘国宏、陆晓丽、李恩汉、马朝良

时间:2022-07-22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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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刘国宏、陆晓丽、李恩汉、马朝良

粤港澳大湾区(或简称“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肩负着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践行“一国两制”战略方针的重要使命与任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具有构建制度型开放“先行示范”、国内外双循环“重大枢纽”、统一大市场“标杆典范”的重要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形成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协作支撑,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也有诸多突破。但伴随大湾区“9+2”城市间经济发展更加互补互促、生活交往日益频繁密切,通道联通、制度趋同等传统的一体化发展思路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大湾区内仍面临人、货、资金流通不畅,数据要素难以跨境、跨域使用等现实问题。唯有依靠科技、依靠创新,才能更高效率、最大限度消除联通的障碍和鸿沟,融合制度的差异和不同,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更要用好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破解制度差异坚冰、支撑实体经济跨越和赋能社会治理创新。

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及重要特征

“湾区经济”绝非仅仅代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更意味着对内高度融合、对外高度开放,是联动世界、引领发展的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不仅在区域发展和产业协同方面优势显著,其多元的制度格局在世界湾区中更是独树一帜,对我国建设统一大市场,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开启建设以来,正在发生功能定位、创新发展、产业布局、协同发展和都市空间的重大转变。大湾区一体化发展1.0时代的硬件对接、前店后厂、梯度分工等浅层融合诉求,正在被2.0时代制度相容、经济相生、社会相通等深度融合诉求取代。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快在大湾区众多场景中探索应用,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区块链电子发票等一批创新项目引领全国风潮,大湾区一体化发展2.0时代孕育着新的精彩和辉煌。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重要战略使命。与其他世界级湾区和我国协调发展的重要区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空间和业态三大领域独具特色和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拥抱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拥抱世界、拥抱未来。

(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

1. 制度型开放的“先行示范”

当前,我国正开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全面开放新征程。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总体要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要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深圳“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由“边境开放”逐步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延伸,亦是从对接、融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到参与制定并实现引领全球规则的重大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型开放经济新体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宗明义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特定格局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具有发挥国际规则融合和创新的天然优势;珠三角九市作为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率先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与港澳协同互动,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产业发展新标准的天然条件。

2. 国内外双循环的“重大枢纽”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面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意味着我国要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础上,用好国际市场,联动国内市场,实现经济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人口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决定了其必然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枢纽,不仅可有力辐射带动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与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具有密切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也是联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约国家或地区的关键节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不仅对我国培育和完善内需体系,畅通内循环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探索制度差异下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高度聚集,尤其是华为、腾讯、微众银行等一批大湾区高科技企业或机构加速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突破应用,搭建新型基础设施、底层技术平台和要素流动体系,助力或支撑国内外“双循环”的新兴技术手段、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正在涌现。

3. 统一大市场的“标杆典范”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从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等方面,对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做出全面部署;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提出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国际化最早区域,市场意识浓郁,市场主体众多,市场业态丰富,市场制度和规则建设领先全国。立足和发挥“一国两制三法域”制度特色、“多中心组团发展”动力活力,探索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要素、商品、服务流动和流通,粤港澳大湾区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杆典范。

(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重要特征

1.“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多元制度格局

未来大国间的竞争必定是制度的竞争、规则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国两制三法域”格局,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复杂的产业体系,客观上要求其必须更加积极主动探索制度性开放,破除对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阻碍和行政、法律、政策等制度性壁垒,进而形成统一有序、公平竞争的湾区大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蕴含了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丰富的科技应用场景,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和生产要素按需所聚的无限可能,“一国两制三法域”制度特色完全可以转化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大制度优势。

2.“多中心组团发展”的区域融合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9+2”城市群,包括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和香港、澳门,总面积5.59万平方公里,其中香港、深圳、广州长期排名全球城市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前,“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三大都市圈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组团发展势头迅猛,更大范围的创新策源、更强力度的经济共振,孕育了更加活跃的投资兴业和干事创业。

3.“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丰富高效”的经济生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长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逐步在珠江口东岸崛起了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在珠江口西岸崛起了世界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从研发中试到批量生产、从本地制造到海外销售,形成了完备丰富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不断跃升。相对以科技创新为主的旧金山湾区、以高端制造为主的东京湾区、以高端服务为主的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更有可能成长成为叠加“科创+制造+服务”的未来超级湾区。

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呈现良好态势

(一)功能定位: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湾区”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毗邻港澳区位优势,利用低廉土地、劳力等要素成本,率先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培育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制造基础,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昔日“世界工厂”大步迈向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世界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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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和2021年四大湾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财富》杂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有60%左右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在2021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共有99家企业总部坐落于全球四大湾区。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5家企业上榜,首次超越纽约湾区,排名第二;分布在香港(9家)、深圳(8家)、广州(5家)、佛山(2家)和珠海(1家);产业领域覆盖汽车、信息科技、家电、房地产、金融、贸易等领域,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超级湾区格局正在形成。

(二)创新发展:从“深港创新”到“区域一体”

世界级湾区均已成为新一轮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东京湾区集中了日本70%以上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旧金山湾区构建了全球“IT+BT”领域的显著优势,纽约湾区着力打造金融和文化的核心竞争力。而粤港澳大湾区则基于各城市优势取长补短,创新潜力和活力加速释放,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形态初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协同创新体系正在形成。

表1 2017-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前五的创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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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全球创新指数》

根据毕马威《2022年香港高管人员薪酬展望》报告,香港专业人才愿意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比例已从2019年的52%增加到2022年的72%。自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引入创新集群以来,“深圳-香港”集群一直位居全球第二。到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将广州加入“深圳-香港”集群,“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进一步巩固全球第二地位,仅次于“东京-横滨”创新集群,高于“圣何塞-旧金山”创新集群。

(三)产业布局:从“分散布局”到“轴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充分学习港澳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经验,抓住了上世纪下半叶产业转移浪潮,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政策导向,以“镇镇办厂、村村冒烟”的分散布局,开启了参与市场竞争、产业迭代序幕。而香港、澳门聚集到了优势明显的服务经济,支持了大湾区内地城市从加工、到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跃升。

表2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主要产业集聚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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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根据区位商(公式一)测定粤港澳大湾区轻纺、石化、机电装备和电子信息重点产业相对专业化程度和产业分工优势。2007-2020年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相关产业区位商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以珠江口东岸城市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和以珠江口西岸城市为主体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在长期的产业空间演化中脱颖而出。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轴带的形成,与其说是规划引导作用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秩序,蕴含着经济活动的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涌现了和仍在涌现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消费品牌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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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7-2020年大湾区制造业空间分布变迁

//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整理后数据绘制

(四)协同发展:从“经济弱联”到“多极带动”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高度集聚和产业梯度转移,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绵延持续的“9+2”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极核带动协同发展的态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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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7-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统计资料绘制

根据空间引力模型(公式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经济联系,观察城市空间互动潜力和等级结构变化,2007年大湾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特征主要表现为香港、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的网络节点;至2021年,大湾区城市间已呈现经济网络的密集覆盖,在广州、深圳和香港三个核心城市引擎功能显著加强的同时,佛山、东莞、澳门等城市的带动作用显现,肇庆、江门、惠州等城市深度融入大湾区,与核心城市联系度显著提升。

(五)都市空间:从“携手相望”到“一小时都市生活圈”

珠江三角洲经济活跃吸引了外来人口、加速了生活交流,但由于珠江口伶仃洋相隔影响,珠江口东西岸的交流受到严重制约,特别是核心城市香港与珠江口西岸交通时间远高于东岸。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来,珠江口东西两岸“硬联通”加快,多元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加密,“轨道上的大湾区”启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高铁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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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9-2022年大湾区各城中央区之间的通勤时间改善程度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高德地图,课题组根据公开数据整理绘制

当前,跨越珠江口的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建设或规划,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通勤时间将继续大幅缩减,要素流转效率将大幅提高,整个大湾区的“1小时都市生活圈”正在形成。

表3 2021年工作日全国驾车跨城出行热门交互路线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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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三、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大湾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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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大湾区融合

(一)技术消融制度差异坚冰

区块链技术具有较强的技术融合性和制度渗透性,是制度创新的基础支撑。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重要特征,即在非统一制度和规则下如何实现区域融合和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大湾区各地利用前沿科技手段高效对接差异性制度、有效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各种创新探索持续涌现。

粤港澳大湾区“湾区金融科技人才链”、微众银行金融机构间对账平台、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港口物流及贸易便利化区块链平台等一批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项目实施,利用区块链作为可信基础设施作用,支持大湾区人才、资本、数据、商品等要素资源高效流转或应用,减少了数据重复收集、信息反复核验等传统规则框架下的制度性成本。例如,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在不突破数据跨境传输规则前提下,基于个人信息的可携权,使粤澳两地相关机构既不直接传输数据,也不参与交换用户数据,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个人信息加以校验,促进了湾区重要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降低经济、时间与机会等领域的制度性成本。

(二)技术支撑实体经济跨越

粤港澳大湾区信息与通信产业发达,积累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区块链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已引起粤港澳大湾区众多龙头企业高度重视,华为、腾讯、平安、微众银行等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担当了全国乃至全球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发展的引领者角色。

当前,微众银行牵头研发的FISCO BCOS区块链开源底层平台、腾讯区块链Trust SQL平台、平安壹账链平台、华为云区块链平台等一批项目正在重构价值传递的底层系统和参与竞争的商业模式,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产业链成本,赋能传统经济、增效新兴经济的巨大潜能正在大湾区释放。

(三)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制度环境、丰富经济业态和活跃创新创业,对公共服务、社会事务等领域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前海、南沙、横琴等特殊开发区域开发开放强调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机制。

从事关社会民生的教育、医疗、交通、税务等领域智慧治理,到关乎社会稳定的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监督监管,粤港澳大湾区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打破“数据孤岛”约束,提高协作效率,提升协同精准性、敏捷性,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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