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振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
经济吃紧，招商引资成了各地的重头戏，连深圳这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城市也加入了招商大军，但商源毕竟是有限，不管你块头大还是名头响，硬生生地从别人身上割肉还是很痛的，结果也未必理想。因为企业排兵布阵自有其路数，长久发展是核心，盈利、布局是硬菜，招商引资只有与企业区位选择合拍才能真有效！
企业在哪里落脚是经济地理、区位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从韦伯的工业区位成本最小化到廖什的利润最大化再到克里斯泰勒的商业中心地理论，从产地型市场到销地型市场，从古典区位理论到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无不深入就里、一探究竟。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企业外迁也是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的地缘政治经济映射。FDI研究方面还有邓宁的折衷理论、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研究，这方面要复杂的多，是成本、利润、市场和公司战略的综合，就我国而言，也是从微笑曲线“锅底”爬到“锅沿”必然要面对的选择，不像制造业，有30公里鲜啤保鲜距离，有300公里啤酒设厂距离，有200公里的装配式建筑市场距离等等。
具体到海洋产业则自有其特点在招商方面必须考虑：
一是海洋产业相对体量并不大。
从可比口径看，2018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达3.4万亿元，美国为2.6万亿元（含海洋防务）、欧盟27国为1.4万亿元，基本涵盖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工程制造业、滨海旅游服务业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3.7%（GOP/GDP=9.3%）、1.9%和1.5%，其中，美国将海洋国防公共管理列入统计范围，占比相当高（29%），中、欧均未将此项单列统计。滨海旅游业在中、美、欧三大海洋经济体均占比最高，达40%左右[1]。
所以，要参透海洋产业的第一个特点——相对于全域经济总量，海洋经济本身并不大。但正如军工、太空技术对民用技术的强大带动作用，海洋产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科技、高渗透”特征，应用环境具有“高盐、高压、高腐”特性，技术发展具有“深水、绿色、安全、智能”要求，对新材料、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需求度高，同时在深海采矿、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海洋防务等方面还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不管国家还是城市，不要太寄望于“大”（就某一城市、某一区域而言“大”当然也会成为特点和卖点），而要更突出“强”——海洋“技术、应用、服务”的“强”。
这实际上还涉及很多领导干部和群众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当下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为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期，产业需向价值链技术链高端转，大量的过剩产能、过剩资本需向新的方向投。海里用的比陆上用的要求高、投入大，是技术延伸、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的重要承载地。海洋强国的内涵实际上更丰富，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二是海洋产业大的太大、小的太小。
从企业来看，全球“海洋100强”大都为国有上市企业，业务主要集中在近海石油和天然气、造船和港口运营等方面，2018年总收入达1.1万亿美元，占全球海洋经济的60%，其中，排名第一的沙特阿美当年收入近500亿美元，是排在第十三位的中海油的近两倍。唯一杀进的前十的非资源类企业是丹麦航运企业马士基。因此，至少是目前，全球海洋经济由海洋资源类企业主导，这类企业本身就是大甲方、就是大市场，这一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大甲方决定着产业生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资本开放。以中海油为例，海油工程负责设备、中海油服负责钻采、海油基地公司负责后勤保障。市场不小，一座半潜式平台就得几亿美元，但细分市场又确实不大，一个平台几万个配件，核心元器件生产厂家就那么几个，再多了市场就装不下了。
海洋油气业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高，导致行业采购选型相对谨慎，市场进入比较难，细分市场的品牌商实际上就是全球供货商，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供货的，其布局是围着甲方转的。以我国为例，大型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到水下自主无人观测平台所用传感器90%依赖国外几家供货商，海洋新材料市场几乎被国外公司垄断。同时，以海工装备为例，还存在设计、入级、估值、融资、海事仲裁等多重需求，企业的制造部分和总部的选址要求差别甚大。
三是大部分海洋新兴产业属小众市场。
除海上风电等大规模产业外，大部分海洋新兴产业起步期的市场容量小，需要公共资源引导市场，需要海洋油气业等支柱产业释放市场，需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来创造市场。如港口的智能化、宽带下海带来的海产品捕捞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水声通信的公共资源投入等。
从另一方面讲，海洋本身就是需要大投入的场所，海洋新兴产业本身就具有探索价值。一个国家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大在海洋方面的投入，顶尖海洋科研机构在一个地方越集聚，其带来的外溢效应就越强，包括吸引国家资源和国际资源投入，这也可以说是红利。城市看似为海洋大学及科研机构等进行了大投入，但其享受的外溢效应可能更大。海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必须以大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依托。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罗伯特·巴拉德为例，其大量的研究成果或发现是通过军方项目取得的（包括1985年发现泰坦尼克号），载人潜水器和遥控载具是其用于海洋探索的载具也是研究成果。
即便美国这样一个在海洋探索方面投入公共资源最多的国家，在巴拉德看来也少得可怜，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比较一下NASA（美国宇航局）和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所得到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前者一年的预算足可以支持后者对海洋进行1600年的探索。”
2017年，“国家海洋经济‘十三五’发展规划”把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任交给了深圳，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其中建设全球海洋科技中心是核心、提高海洋金融和法律服务水平是关键，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是主动营造的过程也是优势累加效应带来的结果，所有海洋方面的招商引资都不应偏离这一目标。
为此，在海洋产业招商引资上要向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在“海洋+”上想办法。把海洋新兴产业的供给和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相结合，加强陆海统筹和供需对接，提高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二是要在关键点上下功夫。深刻认识我国在海洋科技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上的短板，下决心汇聚优质学科、集中优势力量，突破海洋科研仪器仪表等弱项，加强金融保险等对自主知识产权和国产化率的支持。
三是要在大平台上舍得投。推动“大工科下海”，加快国际海洋开发银行重大载体建设，引导建立“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平台建设，扩大政府海洋服务采购的范围和数量。
四是要在大生态上开口子。支持链主企业、头部企业、国家海洋能源类为社会资本释放部分市场。拓宽工业软件、海洋新材料、芯片等共性关键技术的投资渠道，建立容错机制。
五是要在国际化上抢先机。支持海洋科研机构承担和组织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深度参与国际海洋科技及产业研发计划。加强与沿海城市合作，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行动方案。鼓励支持海洋科研机构和国家部委合作，主动发起海洋大科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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