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COP 27:应对气候变化之“机”与“变”

时间:2022-09-2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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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近日举办“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年:中美欧应对气候变化高端对话”。来自中国、美国、欧洲智库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及合作前景、中美欧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及策略展开务实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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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仍是本世纪的全球共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开幕发言中指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应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也需要智库的行动。他提到,近些年来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频发,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应对气候危机成为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落实《巴黎协定》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治理谈判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反复,俄乌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事件接连发生,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挑战。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煤电重启,可能会影响到欧盟一些国家的退煤路线图和气候目标。大国政治因素也给全球气候行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在这一特殊时期更需要中美欧国家之间畅通沟通,特别是应发挥智库“二轨外交”的作用,加强交流和沟通,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资深教授罗伯特·斯塔文思(Robert Stavins)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面对现实,回归合作精神而非对抗,并在气候政策上重新成为全球共同的领导者。他从三个方面分析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一是关于《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理想目标。根据各国制定的短期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4摄氏度。如果所有净零承诺都得到全面落实,最乐观的情况将是全球气温升高1.8摄氏度,这需要各国在2030年之前采取大胆且迅速的行动。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他们的关注重点是资金,也就是发达国家如何落实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的承诺。因此《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敦促各国切实行动,但美欧对于是否启用新的基金来弥补资金缺口仍存分歧。三是针对气候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们更加关注美中两国能否回归携手合作。实际上,美国和中国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在气候治理责任分担上的分歧却使得两国气候政策合作受到影响。在过去的全球气候谈判中,美中两国的合作使得《巴黎协定》能够顺利诞生和生效。未来美中能否再次联手共同推进,它的意义将远超两国合作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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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气候研究项目总监弥兰·埃尔克波特(Milan Elkerbout)指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脱碳与建立能源独立的新计划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仍是大势所趋。由于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天然气、原油和煤炭供应国,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能源政策的变化,能源安全目前是欧洲大陆的首要关注点。在短期内,所有可供的选择都摆在桌面上,包括扩大燃煤发电以及可能干预碳市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能源转型”被边缘化。从长期来看,欧盟采取了“可持续性和弹性”齐头并进的能源政策。短期措施的重点是使天然气供应多样化,从而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免受电价飙升的影响。但中长期的结构性措施都与能源转型相关,比如加快可再生能源建设。虽然这些举措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也给市场清除了推进可持续能源的障碍。他还指出,作为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参与者,未来欧中双方的合作仍有较大空间,例如在合作资金上,当前资金仍然缺乏,下一阶段需要设立专门的欧中环境合作资金作为支持;在合作主体方面,仍然以政府层面推动为主,民间和智库参与相对比较少。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全球风险研究总监瑞贝卡·纳丁(Rebecca Nadin)认为,欧洲与中美各国应增进在联合行动议题上的协商,制定更加平衡且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她提到,虽然目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已在落实,但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大,均给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各国政策制定者须摒弃传统的思维模式,例如“减缓优先于气候适应”、“全球减缓、各自适应”等,通过对全价值链进行深入、系统性的改革,实现世界范围内能源、土地、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快速转型。这将是全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气候韧性的必要途径。目前,许多国家正面临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相互矛盾的难题,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能意味着部分就业机会的减少,这势必会对当地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挑战。对此各国亟需加强系统性改革,通过优化气候政策,完善实施路径和精准落实融资结构,加强气候韧性建设,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多重风险挑战。


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践行新发展理念是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强调,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发展范式。他指出,碳中和时代的创新,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碳中和背后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系统型转变,从发展范式来说,涉及到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和空间概念等方面的系统性深刻变革。研究范式转变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要进行系统性的转变,跳出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总的来说,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是建立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经历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过程后的结果,背后其实是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化概念的深刻反思和重构。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实现过的、可持续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彻底进行转型,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莱芙丽(MaryLovely)认为,中国、美国、欧盟作为世界三大碳排放经济体,应当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她认为,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低碳减排迫在眉睫,但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的关系是关键。中美欧应当落实各自的碳目标,减缓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负面影响。当前中美欧出台了推动低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政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得能源转型成本进一步降低,也能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同时,在国际气候合作不明朗的情况下,中美欧各自应当支持多边开发银行,以公共资金撬动民间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提升其应对气候问题的能力。而随着发达经济体达成低碳减排目标,中美欧应当采取灵活的碳关税措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持贸易流通畅通,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低碳减排的技术产品作为保障,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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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经济研究部部长达米恩·巴切齐(Damien Barchiche)谈到,欧美发达国家应落实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增强“南北气候合作”的互信基础。他呼吁欧美国家应加强系统性改革,切实推进气候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低碳减排和气候适应建设。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施政优先事项。但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对本地主要经济支柱产业造成一定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在推进气候行动的实际过程中阻力较大,截止目前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行动逐渐丧失信心。另外,在当前疫情反复、高通胀低增长的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深陷经济增长困境,国家资源也向紧迫性更强的突发危机管控方面倾斜,未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援助。因此,欧美各国应当加强内部系统性改革,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合理调整,落实各项气候议程承诺,加强与中国及国际社会的沟通,特别需要重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并设立针对性的金融融资方案,助力南北气候合作,促进全球实现绿色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研究所所长胡振宇认为,可以把深圳碳减排实践作为观察中国碳减排的窗口,特别是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减排问题。他从四个方面分享了深圳的碳减排实践案例。一是从消费侧碳减排来看,深圳公共交通已经100%更换为新能源车,全市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一位。绿色建筑面积达到1.45亿平方米,占全市总建筑面积的20%,未来还要继续增加。另外,低碳产业去年增加值是1400亿元,占深圳全市工业增加值达14%。二是从供给侧清洁能源来看,深圳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已经占全市装机容量77%,全市能源供给是1000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600亿千瓦,供给比例高出全国40%。三是从近五年碳减排的效果来看,2015年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是每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降低了27%。四是从碳减排过程中存在问题来看,碳排放统计核查方面存在着难度。ESG信息披露显示,目前A股上市企业约5000家,披露的企业不到1400家。未来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统计核查和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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