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深港文化合作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过去四年是极不平凡的。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粤港澳合作和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四年。过去四年，粤港澳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受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因素影响遇到不少梗阻和掣肘，但粤港澳三地克服种种困难，勠力同心、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深港合作新特点

道虽阻，行则将至。作为大湾区中经济体量最大、各类资源要素和文化互动最为频密的香港和深圳在粤港澳合作和大湾区建设中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四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深港合作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一是香港主动向北、联深融湾，更加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去四年让香港充分意识到加强深港合作、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1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以“双城三圈”空间规划设想全面向北对接深圳发展成熟和创新活力片区，“让北部都会区发挥超越地理界线的限制，与广东省、深圳市和大湾区产生协同效应”。特区政府还特别成立了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任组长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而制定进一步打通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工作计划和优次排序是其一项重要职责。

二是深圳向南呼应、未雨绸缪，持续推进深港口岸衔接地区提升发展。过去四年，受疫情防控影响，深港口岸客流、物流通关量骤降，但深圳对于口岸基础设施“硬连通”以及深港口岸衔接地区的规划建设始终稳步推进。其间深港莲塘/香园围口岸正式开通，深圳皇岗口岸启动重建、罗湖口岸片区加快改造升级以及“罗湖深港口岸经济带”“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等设想纷纷提出，上述这些不仅积极回应了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战略，而且也为后疫情时代深港更加紧密的互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国家支持、港深协力，共同推动规则机制“软连通”不断破局。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的独特城市群，因此，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各类要素资源有序流动有赖于粤港澳三地不同规则机制的衔接。过去四年，深港在国家和广东省的支持下，在推动规则制度的衔接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宝贵经验。例如，目前“港澳药械通”试点目录扩大到19种药品、11种医疗器械，近期深圳又新增了3家试点医院。深圳国际仲裁院创新体制机制，邀请深港两地专业人士组成理事会，目前化解国际商事纠纷金额已居亚洲第一、全球前三。深圳前海法院引入香港地区陪审员参与跨境合同纠纷审理，龙华法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审判中心等。

二、深港文化推广齐心合力

此外，深港也始终共同推动和保持文化合作和治理“心连通”。深港两地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不仅传统文化上同根同源，而且近年来，“中西合璧”的香港与“五湖四海”的深圳也在共同推广深港双城文化方面齐心合力。例如：深港两地政府、民间共同推动创办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9届，成为汇聚国内外最新城市发展和建筑规划理念和实践、深港联合向外展示双城魅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应该说，深港文化合作和治理的空间巨大。

一方面，香港是中西文化荟萃、多元文化共融的国际大都会，每年举办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影视展等早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艺盛会，而去年6月底建成开馆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更是为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增添了“国之重器”。

另一方面，深圳正在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致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高地”，而“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也在加快施工建设。深化深港文化合作和治理不仅有利于带动和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多元文化发展，而且也能更好地发挥深港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深港携手“三个典范”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目前，香港正处于由乱及兴的新的历史起点，而深圳也被国家赋予“先行示范”的使命责任，深港携手可以“三个典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是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进入后疫情时代，香港作为全球自贸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逐步恢复，深圳也将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如果深港两地在科创、教育、经贸、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差异性优势能够有机结合、形成1+1＞2的化学反应，就能开辟更多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更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而构建起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也将带动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成为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典范。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果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深圳作为双循环重要支点的独特功能能够互补叠加，不仅可以为深港两地拓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空间，并且也能带动大湾区和国家更高水平的开放。

三是成为大湾区高效能治理的典范。深港一直都有共商共治的好传统，例如，深港两地政府共同治理深圳河40年，携手共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特色鲜明的合作模式和运行机制。随着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实施，深圳河“一河两岸”以及从深圳湾到大鹏湾广大深港衔接地区（涉及深港口岸以及前海、河套、沙头角等区域）也将成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建设的最重要区域，由此在跨境交通、产业发展、康乐旅游、生态环境、民生服务、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将产生一系列共同治理议题，如果能将深港之间已经成熟的共同治理经验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深圳先行示范区改革自主权等统筹利用好，就能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出更大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