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深圳如何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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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两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工信部于2016年、2020年分别出台了《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和《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制造业企业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有效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近些年，深圳企业在服务型制造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深圳制造业正处于向价值链高端跃迁的阶段，仍需持续推进服务型制造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服务型制造呈现出多形态

服务型制造是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产业协作更加紧密的产物，广泛出现在制造业各领域、各环节，表现形式和实现路径多样化。从实践经验来看，服务型制造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两种：即“服务投入”和“服务产出”。“服务投入”是将服务作为中间要素投入到制造业，“服务产出”则是最终产出除了产品还包含服务。从服务提供的主体来看，既有制造企业自行提供的“内嵌式融合”，也有依托第三方的“社会化融合”。总体而言，服务投入日趋“社会化融合”；服务产出则多采取“内嵌式融合”。

近些年，我国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自2017年以来，工信部先后遴选出了四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和城市，共推出262个示范企业、157个示范项目、174个示范平台，以及苏州、广州等20个示范城市，主要形成了工业设计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等“服务投入”为主的新模式，以及定制化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服务产出”为主的新模式，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典型代表。

二、深圳服务型制造成绩与问题并存

（一）主要成绩

为破解制造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服务型制造日渐成为深圳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根据A股上市的203家深圳制造业上市公司2021年报分析，主营业务收入中有服务性收入的企业有90家，约44.3%的制造企业开展了服务型制造。在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方面，深圳制造企业创出了一批经典案例，有4家企业、1个项目、12个平台被工信部评为国家级示范（详见表1），在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深圳也被评为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工业设计特色类）。

（二）主要问题

当前，深圳在推进服务型制造方面虽然有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服务型制造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不足。我市在支持制造业发展方面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但在服务型制造专项支持政策方面还是空白，而国内其他制造强市都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比如，上海出台《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发展专项支持和实施细则》，发布服务型制造统计方法与评价指标，分行业衡量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水平；苏州则每年度评选全市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实现标杆引领；宁波也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实施意见》，努力打造服务型制造先行区，争创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服务型制造不是鼓励制造企业转型成服务企业，而是如何借助专业的服务知识和技能实现制造业生产要素组合和产出的高端突破，从而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比如，美的集团旗下美芝公司，将先进成熟的精益管理方法免费应用到供应链上企业，虽然公司没有直接获得相应服务性收入，却提高了供应链整体规模和效益。目前深圳不少市场主体对服务型制造“强制造”的作用认识还不够深入，对服务型制造了解不多，甚至片面认为服务型制造就是鼓励制造企业转型成服务企业，不知道如何开展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服务型制造。

二是企业服务型制造的经济效益不显著。虽然目前已有近一半的深圳制造业上市公司开展了服务型制造，但并未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2021年财报数据显示，相比于深圳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开展了服务型制造的上市公司增长率低了约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样本中部分企业的服务型制造脱离了制造主业，例如有的公司服务性收入主要来自物业租赁，只是靠公司物业资产获得“额外”收益，而不是围绕公司制造主业拓展增值服务，不是“强制造”的主动所为，制造业务仍然增长乏力。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可能处于服务型制造起步阶段，收效仍需时日。例如某智能控制器供应商，近两年才开始围绕核心产品提供细分场景定制化的智能解决方案服务，虽然2021年该项服务收入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85%，但是增速高达60.40%。当然，制造企业的“服务产出”并非越多越好，尤其是涉足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不仅无法增强制造的核心能力，甚至还可能拖累业绩成为沉重的包袱。如：通用电气公司旗下的GE资本从最初为集团制造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内部组成，逐渐脱离主业扩张至一般的对外金融服务，最终险将集团拖入财务危机而被迫削减。

三是中小企业对服务型制造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深圳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拥有大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融合发展中具有机制灵活的优势，但他们的问题是单个企业对服务需求缺乏规模效应，不宜也难以通过内部服务供给的“内嵌式融合”加以实现，更多需要依靠外部市场供给的“社会化融合”。但是，中小制造企业在“社会化融合”过程中通常面临“三难”。一是对融合服务的效益心存疑虑，决策难。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通常需要复杂的系统性调整，但预期效果不明，因而难下决心。二是融合服务的投入大，资金筹措难。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往往需要对研发设计、生产设备和工艺、产品架构、业务模式等多方面进行改造，需要投入较大资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小的压力。三是企业开展制造业服务化的技术支撑难。由于制造业服务化实施过程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技术人才、数字化水平具有较高要求，导致部分制造企业转型面临困难，无法判断到底适合引入哪些服务，该如何开展服务型制造？

四是具深圳特色的模式创新还不够丰富。深圳目前只是工业设计特色类示范城市，并非综合类示范城市，二者在示范的领域方面有较大差距，深圳从整体上尚不能起到示范作用。深圳列入国家级示范的服务型制造项目和平台，主要涉及供应链管理、工业设计、行业专业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共享制造等模式，在国家推广的定制化服务、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信息增值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模式方面还没案例入选。而国内其他城市，在这些领域已涌现出不少典型案例，比如：在定制化服务领域，广州禾信仪器根据用户特殊检测要求，研制可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的专用质谱仪器，已成功为多个国家战略部门提供产品与技术服务；在新模式方面，如佛山的“众陶联”，当地陶瓷企业针对行业非标原料验收依据缺乏的“痛点”，建立了采购、检验、价格等标准，解决了顽疾，通过“协同式服务”实现了行业知识的系统集成和推广共享。深圳具有产业创新基因，正在聚力打造“20+8”先进产业集群，又是数字经济先行者，有条件依托产业优势创出更多具深圳特色的模式。

三、深圳促进服务型制造深入发展的建议

当前,深圳先进制造业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不稳”的双重困难，服务型制造有助于深圳产业结合要素禀赋的变迁，应对欧美的“围堵”和“制造业外迁”，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深圳该如何着力持续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推出更多可“全国复制”的“深圳样本”，本文提出四点建议。

（一）突出“强制造”目的加强服务型制造政策引导

对于服务型制造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不足的问题，深圳应结合本地制造业主体特点，尽快出台相关专项政策。一是出台我市“服务型制造发展专项支持”政策，每年开展深圳市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的评选，以引起企业的关注和重视，并为企业转型指明路径。二是借鉴上海经验制订深圳服务型制造统计方法与评价指标，以真实、全面评价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三是相关政策和示范案例评选中，不宜鼓励服务收入比重提高。国家《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示范企业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30%以上的目标，这对促进大型龙头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产出”有一定作用，但为避免企业步入“去制造”误区，不宜过于强调服务收入比重的提高，尤其是与主业关联性弱的服务内容不应纳入鼓励范围。

（二）“服务投入”应成为当前深圳服务型制造的重点

对于企业服务型制造的经济效益不显著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当前深圳发展服务型制造是要破解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制约因素，要引导制造企业更多要依靠加大“服务投入”的方式，来开展服务型制造。一是建议在政策引导上要重视引导制造业中服务要素投入的增加，并尝试在统计中对制造企业的服务投入有所体现，以改变制造业依赖传统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二是鼓励多种形式的制造业服务外包，在税收等方面为制造企业发包或服务企业承包提供适度优惠。三是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尤其是重视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为深圳制造业补短板的作用，持续利用外资在技术、管理上的优势，为制造企业生产过程融入更多服务要素。

（三）充分重视中小制造企业“社会化融合”的需求

对于中小企业对服务型制造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重点是要制订精准的“社会化融合”助推政策。一是定期对服务型制造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估并公开发布，打消企业疑虑。二是借鉴浙江服务型制造研究院的经验，由政府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共建服务型制造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相关智力支持。服务型制造研究院由浙江省政府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与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临平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创建，目的是打造服务型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和解决方案服务平台。研究院可共享工信部相关资源，包括100多名行业专家，1600多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案例等，定期发布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年度报告，总结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及成效。

（四）探索一批可复制的服务型制造“深圳模式”

对于具深圳特色的模式创新还不够丰富的问题，重点依托产业集群的建设和数字经济的优势鼓励不断探索新模式新业态。一是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建设，发展利益共享的“协同式服务”，鼓励发展按“市场化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运作的新型产业链服务组织，提升集群内中小企业融合服务的效率。二是依托深圳数据要素试点的政策优势，探索制定行业数据流通共享和交易机制等，支持企业在信息增值服务、共享制造等领域的创新。